1937年2月，中共中央决定不再没收地主的土地。

这段时期，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，中日之间的冲突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核心矛盾。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，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携手合作，共同探讨如何改善双方关系。在商讨的一系列政策中，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暂停对地主土地的没收行动。

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时在陕甘宁边区驻扎，那里人口不多，道路也不好走，资金周转困难。中央和部队的花销，有些是靠没收地主和反动派的财产，再加上苏联和共产国际给的钱，另外还有一些国内外热心人士的捐款。

经过长达十年的内战，大量土地已经分配给了农民，中共通过没收地主财产获得的资金大幅减少。到1937年，陕甘宁边区的没收款项仅为2.3万元。毛主席不得不一再向中共中央反映，部队时常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。
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时遍布全国各个角落，有整整两年时间失去了与苏联方面的联系。直到1936年，他们成功建立了无线电通讯设备，这才重新与苏联共产党取得了联系。

当时王明人在莫斯科，中共方面通过电报联系他，希望他能向苏联和共产国际申请每月300万的经济援助。

然而，这一提议未获批准。中共中央随后向季米特洛夫提交了一份援助申请，希望获得200万卢布的借款。共产国际在回电中表示：“虽然无法提供按月固定的资助，但经过研究决定，现分别向你们提供25万和30万两笔款项作为支持。”

经过多方努力，25万元救助资金历经波折，最终成功送达甘北革命根据地。随着双方沟通日益密切，1936年岁末，苏方批准了200万卢布的借款。此外，季米特洛夫还特别向中共提供了50万美元和5000卢布的额外援助。

1937年3月，共产国际给中共汇来80万美元，并承诺后续还会再给80万。到抗战全面爆发前，苏联和共产国际总共支援中共的资金已经超过200万美元。这笔钱对于当时经济困难的红军来说，真是雪中送炭。

然而，接下来的几个月，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再次中断。红军的财政状况日益紧张，7月至9月累计欠款达到4.5万元，平均下来每位战士只能领到不足6元的津贴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中国共产党派出人员前往新疆、上海等多个地区，试图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。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返回时，共产国际曾承诺提供15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，并每年给予3万美元的无偿援助。然而，当他们回到国内后，这笔150万美元的款项却迟迟未能兑现。

1937年7月，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与天津，随后将大批兵力调往东北地区，同时开始部署进攻上海的计划。

八月初，蒋介石召集周恩来、朱德、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到南京商议国防事宜，敦促红军迅速投入抗日战场。经过谈判，国共两党就部队整编事宜达成一致，并签署了相关文件。

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，眼下抗战局势异常紧张。面对实力雄厚的敌军，我们的军队相对薄弱，因此这场抗日斗争注定是一场长期拉锯战。他提出，红军必须调整战略，从常规作战转向游击战术。要赢得这场战争，关键在于把现有的抗战局面扩展为全国上下共同参与的全民抗战。

1937年8月22日，驻扎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正式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下辖三个主力师：115师、120师和129师，总兵力约4.6万人。同时，原红军的前线指挥机构更名为第八路军指挥部。

朱德被委任为八路军总司令，彭德怀担任副司令，叶剑英出任参谋长，左权成为副参谋长，任弼时担任政治部主任，邓小平则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。

在国共两党联手抗日的背景下，双方举行了正式会谈，就抗战资金安排进行了详细磋商。经过讨论，双方达成协议：由国民政府负责向红军提供作战资金，同时提供驻地、武器弹药、军需品等物资支持，涵盖军装、粮食等基本保障。

自抗日战争全面打响至皖南事变前夕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国民党政府那里领取过一些军费，这些钱的数额会根据两党关系的紧张程度时多时少。

红军按照国民政府的指示完成了部队整编等一系列要求，以此换取军饷供给。然而，国民政府方面屡次违背承诺，未能兑现当初的约定。

在中共部队完成全面整编之后，其后勤保障体系从原先的临时性供应转为固定预算拨款。中共方面强调，为了更有效地协同抗日作战，必须确保军需物资和粮饷供应充足，这样才能充分展现部队的战斗力。与此同时，国民政府方面则提出需要公布中共参战部队的指挥官名单。

战事一触即发，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复较量，双方在人员安排和资金问题上都做出妥协，最终达成了共识。

八路军整编结束后，被划归到第一战区，这个战区就得负责四万五千名官兵的军费开支。起初，这笔钱的发放主要靠西安的办事处来操办，后来为了更顺畅地发放军饷，又陆续在南京、武汉、重庆这些地方增设了办事机构。

八路军装备简陋，起初仅得到4.5万套军服，却未配发枪支。因战事吃紧，部队不得不匆忙奔赴前线。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，他们80%的枪械和70%的弹药都是从敌军手中夺取，武器种类杂乱无章。

1937年8月，国民党南京政府首次向八路军调拨了大批军火物资，其中包括30万发79式步枪子弹、20万发79式机枪子弹、20万发驳壳枪子弹、620枚迫击炮弹以及1.5万枚手榴弹。

面对日军频繁使用毒气的战术，我方部队配备了一些防毒装备和保暖衣物。毛泽东主席曾与负责山西防务的阎锡山进行谈判，希望他能支援一些重型武器和弹药。虽然阎锡山在山西拥有自己的兵工厂，提供这些物资对他来说并不费事，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。

1937年9月，日军向山西发起进攻，阎锡山迅速联系八路军请求支援，并答应提供一些军用物资，不过数量非常有限。

太原沦陷之际，阎锡山仓促撤离，无法带走军火库里的装备，于是将部分枪炮弹药转交给了八路军。

随着八路军队伍不断壮大，军需物资的需求量急剧上升。然而，国民党当局对武器装备实行严苛管控，试图通过拖延补给来消耗八路军的实力，导致前线部队经常面临物资短缺的困境。

在如此艰难的局势中，不少爱国将领对八路军伸出了援手。卫立煌将军在韩信岭失利后，得到了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的救援。为了表示感激，他赠送了686团10万发子弹。之后，卫立煌在访问西安期间，深受八路军英勇作战的精神感染，于是以第二战区的名义，主动提供了100万发步枪子弹和25万枚手榴弹。尽管汉口国民政府试图阻止这一援助，但西安方面已经迅速将物资发放到位。

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，国民政府仅在战争初期两年内为前线部队供应了600万发子弹，之后的六年里再未提供任何弹药支持。对于八路军，国民政府的军火援助更是少之又少，有据可查的枪支援助不到1000支，而重型武器方面，仅仅配备了20多门火炮。

1938年2月，国民党政府决定每月拨给八路军50万元军费，摊到每个战士头上，每月只能拿到四五块钱，日子过得相当拮据。相比之下，国共两军的士兵待遇简直是天上地下。

八路军规模持续增长，兵力已突破十万大关，然而每月经费仅50万元，勉强维持4.5万人的基本开销。不仅普通士兵待遇微薄，就连八路军军官与国军相比，收入差距也十分悬殊。

国民党军队中，师长的月薪固定为800元，连长的收入则是100元。相比之下，八路军师长的津贴仅有5元，遇到经费困难时，甚至这点钱都难以保证发放。

蒋介石生性多疑，对八路军始终心存芥蒂，经常以各种理由拖延军费拨付，还专门派遣专员前往中共驻地实施监控。

1938年10月，朱德与周总理一同拜访蒋介石，商讨将八路军从师级单位升格为军级编制。他们提出每月需要至少100万元的经费支持，这笔费用是维持军队正常运转的基本开销。由于原有的军费预算早已捉襟见肘，部队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困境。

两人提出的请求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，之后中共方面多次进行沟通，但蒋介石出于限制八路军壮大的考虑，始终采取拖延策略，最终才将金额调整至63万元。

根据国民党军需署的账目显示，他们每月给八路军的拨款总额是63万。这笔钱具体分为几块：日常开销占30万，作战费用20万，额外补助5万，医疗补贴1万，另外还有7万用于粮食补给和后勤支持。

1940年，八路军规模已增至40万，但军饷依旧按几万人的标准发放，每月军费总计仅73万元，这笔钱还得与新四军共享。战士们在与日军作战时常常挨饿，每人每月所得不足一元。

毛泽东愤怒地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："日寇五分之二的炮火，是由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几十万将士用生命和鲜血硬扛下来的！"

看到八路军的队伍迅速壮大，蒋介石心里越来越慌，对八路军的军费不但克扣得更加厉害，还经常找各种理由拖延发放。

1941年8月，陕甘宁边区的总收入只有800万元，但开支却高达2500万元。不仅军队的经费严重不足，就连政府机关和学校的日常开销也几乎无法维持。

八路军的日常过得相当清苦，他们的衣服上到处都是补丁，除非实在没办法，才能申请到一点布料来缝补。很多时候，他们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。

在陕甘宁边区，为了让士兵和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大家热火朝天地搞起了劳动竞赛，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。等战士们吃饱穿暖了，他们打起仗来才更有劲儿。

在此期间，国民党顽固派频繁挑起事端，对陕甘宁根据地实施物资禁运，造成市场混乱，商品价格急速攀升。

皖南事变后，国共两党的矛盾急剧升级，国民政府完全中断了对八路军的经费支持，这使八路军面临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和磨砺。

面对敌人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在战局瞬息万变的抗日战场上，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千方百计筹措物资，确保部队供给，最终带领人民坚持了长达八年的艰苦斗争，谱写了令人惊叹的历史篇章！

《党史研究》：国民党政府对中国红军抗战经费的拨付与中断 2015年7月1日

《军事历史》：国共合作期间国民政府资助中共部队资金情况研究 2015年3月28日